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股指期货配资。
自上海开埠以来，大批外国人涌入上海，在这里开办商业、企业、房地产业等，搜刮了大批中国人的财产，满载而归。
可是，不少人并不知道，那些冒险家们还有一个绝招，可以叫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自动拿出钱财，拱手送给他们，这就是办储蓄会。
银行业务中的储蓄，是以低利吸收存款，然后又高利贷放出去，收取利息差额，为社会融通资金。
但储蓄会却有所不同，他是尽量吸收储户的存款，却不将存款贷放出去，而另作他用，赚取巨额资财。
旧上海曾有过好几个储蓄会，如万国储蓄会、东方储蓄会、远东储蓄会、中央储蓄会等，其中牌子最老、寿命最长的首推1912年在上海成立的万国储蓄会。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腐朽的清廷与入侵者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多个条约，使得外国人以通商为名大量涌了进来。
20世纪初，法国人巴登在本国难以度日，只身混到上海，梦幻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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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巴登有鸦片瘾，常去法租界的一个烟土馆“燕子窠”，并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唐伯超的中国人。此人虽无正式职业，却是人头熟悉，脑子活络，人称“小诸葛”。
有一次，他见巴登还不起烟土钱，甚为窘迫，即代为付款，巴登很是感激，俩人遂成知交。
交往之中，由于两个人出身相似，经历也亦相同，益发投机，于是就在一起谋划出开办储蓄会的鬼花招。由巴登出面筹集资金，唐伯超组织、拉拢人员。
储蓄会这个东西，当年在上海滩比较陌生，在此之前，人们尚无所闻。
巴登先找到法商龙东洋行经理希戈，希戈觉得有利可图，愿意提供开办费，另一个法国人法纳闻讯也参与进来，四人一块合伙谋划。
就这样，于1912年9月1日，万国储蓄会正式挂牌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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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落成的法商万国储蓄会大楼，由邬达克在克利洋行任职时设计和监造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吸引广大平民百姓参加储蓄会，巴登一伙动足了脑筋，耍尽了伎俩。
储蓄会成立前后，他们在各类报上大登宣传广告。当时的上海大报，如《字林西报》、《申报》、《新闻报》等，版面经常可以看到万国储蓄会的宣传材料。
储蓄会章程规定：
“储户用购买会单（即储蓄券）的方式向万国储蓄会办理'零存整取’的15年长期有奖储蓄。”
会单以面额2000元为一个全会，每月存款12元，实际只需存12年零10个月，其却要求存满15年，每一个全会编有一个号码。
为了便利大多数人的储蓄，又分为“半会”及“四分之一会”等。
储蓄会章程还规定:
每月抽奖，并设有奖金50000元至12元的特等至末等奖，每位入会者均有机会得奖；
即使入会期间未得奖，15年后亦可领到本金、利息及红利。
这一规定在当时具有很大蛊惑性，尤其是在一般劳动人民中，引起浓厚的兴趣。
只是，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及物价，能够月存12元的人毕竟不多，而存半会、四分之一会的人却为数不少。
巴登之流很懂得谲诈变化的道理，也了解上海滩上对名人的崇拜心理。万国储蓄会开办不久，他们就邀请上海的名人做监察人，声称是代表储户的利益督察会务。
其中，有一个监察就是旧上海闻人虞洽卿，此人曾当选为上海市商会会长，连蒋介石都把他礼为上宾。
虞在英法两租界也很有声望，公共租界特以市中区马路命名为“虞洽卿路”（即现在西藏中路），人称“阿德哥”或“洽老”。
由在上海滩声望是数一数二的虞洽卿出面做储蓄会监察人，使许多储户对万国储蓄会的声誉更加深信无疑。
万国储蓄会最大的吸引力，是每月抽取的巨额奖金，其次是期满后可以领回一笔整数的本利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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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奖金均源自储户的钱财，以一个全会为例，在每月存进的12元中，他们取3元作为奖金，在这3元中又抽出5角作为特奖。
特奖只有一个，储户越多，特奖的奖额就越大，特奖如果超过50000元，就设第二个特奖。
除去特奖奖金5角以外，下余2.5元，以两千个全会的号码，编为一个组，在每个组内设头奖、二奖、三奖、四奖各一个，奖金额分别为2000元、300元、200元和100元，另设末奖200个，每个奖金12元。
这样一来，储户每月存进12元，存满15年，可以领回2000元加利息和红利，每月还可参加开奖一次，15年内共开奖180次，可做180个发财梦。
许多储户认为，以小博大比存普通银行合算，实际上，除了侥幸中得头奖的储户之外，其余90%以上的均是输家。
另外，章程对储户设定了种种严格限制，只要储户稍有违反，所执会单就将失效或被没收。
为了扩大影响，多拉储户，巴登之流还雇用了一批推销员，用花言巧语广泛宣传。
储蓄会内部规定，如能推销一个全会，给予60元佣金酬劳，推销一个半会或一个四分之一会，佣金亦按比例计算。
就这样，报上的广告与推销员的口头宣传互相融合，使得更多的百姓把自己辛苦获得的血汗钱送进了储蓄会。
该会从1912年9月开办到年底，仅四个月时间，就收储了300多个全会，到1921年已增加到22424个全会，到1934年6月，达到了131800个全会，账面储款达6500万元之巨，存款总数不能不令人吃惊。
当时，我国共有160家银行，存款总数不过3亿元，而该会竟占了五分之一多。可见它的存款比任何银行来得都多、都快。
万国储蓄会掌握了6500万元的巨款，先提四分之一（即1625万元）作为奖金，又为储蓄会的开支提8.3％（539.5万元）。
扣除这两笔款项后剩余的4335.5万元，他们专门设置了一个美其名曰“偿还准备金”的项目，由董事会自由支配，按照“储蓄章程”规定，储户不得过问。
经过一番运作，巴登、希戈、法纳等一批外国冒险家逐步成为上海的金融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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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园跑狗场全景 图片来自网络
在法租界内的建设的逸园跑狗场、回力球场等，表面上是公司组织，实际上都由万国储蓄会投入大量资金，从中操纵，许多赌场的开设，万国储蓄会也都插足进去……
万国储蓄会获得的厚利大部分进了巴登等人的私人腰包，使这些赤手空拳来到上海的法国人转瞬便在十里洋场中成为大腹便便的财神。
随着万国储蓄会资本的增长以及机构的日益扩大，其所要支付给其高管及顾问们的薪金也随之而水涨船高，如何尽可能的减少支出呢？
于是，万国储蓄会的决策层便想出了“建造高档花园住宅和公寓”的方法：
即将这些建造好的高档花园住宅和公寓分配给他们的高管顾问们“租住”，“租金”即从“薪金”中扣除。
这样下来，确实给该机构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另外，由于当时租界内对于商业机构建造住宅与个人建造私宅所收取的税收标准不同的缘故，故而万国储蓄会也把这些所建的“高档楼盘”在名义上划归个人名下以在客观上起到所谓“降税”的作用，可谓“一举多得”。
接着，万国储蓄会开办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宝泰保险公司，投资华洋地产公司、均益地产公司，正式步入房地产业。
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内，兴建了数不胜数的各类花园住宅、公寓、新式里弄和石库门里弄，武康大楼（诺曼底公寓）当年就是这个机构投资建造的众多地产项目之一。
至今，我们已经很难准确地统计出当年该机构到底在法租界内投资开发过多少地产。
当时，万国储蓄会的储户，参加全会的已有13万余户，如果将半会和四分之一会的储户也计算在内，它的储户已达50万户左右，每月收到的储额相当可观。
1933年，经济学家马寅初首先在报纸上对这场诈骗黑幕，给予了揭露和抨击。
1935年，有人在报上将这种储蓄与银行利息作对比，计算出该会的欺骗手法。
按当时银行利息，月存12元，15年后本息应为5500元，而储蓄会只还2000元及少量利息、红利，两者比较，相差明显，比一个头奖还多许多。
于是，同年2月23日，有22个社会团体发出通电，控诉万国储蓄会的罪恶行动，痛斥他们以储蓄名义，实行赌博之实，要求政府尽快结束其欺诈行为。
电文指出:
“国民储蓄，自有正当途径，断不可以赌博方式行之，尤不可任外人在我国境内借赌博式之储蓄以吸收我劳苦民众血汗之金钱。
其中如法商万国储蓄会在商埠及内陆之势力，实令人触目惊心，其组织及办理成绩如何，中国政府不得监督过问，其内容则颇多传说，亦无以臆断。
唯其吸收资金，除获利不计外，已多至6500余万元，现正增加无已，竭举国之脂膏，供外商之利用，则危险状况，实不言而喻”，
“该会结束期限，当明白规定，务求最短，且退还储款，绝对不可任该会自定章程，随便折扣，务须十足计算，使储蓄户不至有任何损失”
“如其他类似赌博性质之跑狗场等，亦应一并取消”
“届此有奖储蓄会尚未结束之时，尤望同胞未曾加入者，绝对不可再行加入，其已经加入者，应组织储户联合会，以团体之力量，协助政府为交涉后盾，务期收回储金全部本息之目的而后已。
当此国民经济困难之时，同胞唯有刻苦耐劳，寸积铢累，从事正当生产之投资，方能自救，万不可逞侥幸之心，存非分之想，尤不可以血汗之资金，供外商之巧取，务恳政府与民众一致努力，收回利权，此后并将所有其赌博性之组织，积极取消，挽回漏厄……”
通电义正词严，受到全国各地储户纷纷响应，要求退会之声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浪潮。
可是，万国储蓄会在各地的分会及分理处厚颜无耻地拒绝退会，见储户声势日大，万国储蓄会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于1935年7月1日起将除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外的各地机构一律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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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成为孤岛，通用货币变化很大，沪上侨民开始大批退租离开上海，严重影响了该机构及下属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在沪上的经营业绩。
延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苏州河以南租界，更多英美等国的侨民或是提前离开上海，或是被送入集中营。
万国储蓄会虽因法国“维希政权”已投降德国的关系并未受到致命冲击，但大量失去“储户”与“租户”的现实还是令该机构的境遇史无前例地跌到了历史最低点。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法租界虽已归还中国，但法国人的经济组织并未触动，于是万国储蓄会又想卷土重来。
他们重新在上海出现，但已不是再行收储存款，而是实行“清理”。所谓“清理”，即是将以前的存款，根据账面，核对存单，如数归还储户；而且还发动当年兜揽生意的推销员，劝说储户收回储金。
可是，国民政府的“法币”在过去的八年中币值一落千丈，没有人能够算得清万国储蓄会到期应该偿还给储户多少本金或是红利。
细想一下，在1930年存入的12元，当时可购买大米260斤左右，而到1945年时那12元钱已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了。
万国储蓄会此时仍按账面所载数目，归还存款，等于一文不值。
这种无耻的所谓“清理”伎俩，是骗不了任何人的，也得不出任何“清理”的结论，中国人民的6000余万银洋被他们骗去，是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
1949年初春，中国人民的正义力量如疾风骤雨，横扫一切，势不可挡。留在上海窥测方向的外国冒险家们也惊慌失措，知道自己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日子将一去不返。
于是，他们将数十年积累的账簿单据等付诸一炬，期在消灭罪证，无账可查，逃之夭夭。
临行前，巴登和希戈之流心犹不甘，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
在长达30年的敛财岁月中，他们用中国人民的血汗享受着极端豪华的生活，许多高楼大厦如延安东路7号、9号办公大楼，泰山公寓、培恩公寓、毕卡弟公寓等都是用中国人的存款建造。
他们可以携款而逃，但那些房产却不能带走，白白还给中国人他们于心不甘。于是设法留下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在沪，就上列房屋等续收巨额租金，作为权宜之计，妄想有一天卷土重来。
上海解放后上海股指期货配资，有关部门对万国储蓄会进行了清理，其拥有的房产等按国际债务债权的处理原则，作出合理的处理，这些用中国人民血汗钱建起的高楼大厦又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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